我与岳麓书院

陈谷嘉

编者按：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千年学府，延绵办学；千年沧桑，历经坎坷。在书院一千多年的办学历程中，人才辈出。一千多年来，为延续其学脉，无数学者为之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今日展现在世人眼中蓬勃发展的书院，已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堡垒，是湖南大学、乃至湖南省对外宣传的重要名片。然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这位千年历史老人几乎被人遗忘。陈谷嘉教授受命于危难之际，呕心沥血，艰苦创业，终于让古老的书院再次换发出了蓬勃生机。本文节选自岳麓书院退休教师陈谷嘉教授的个人自传《岁月留痕》，略有删减。让我们随陈老一起，重温书院重新焕发生机的艰难岁月。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的老师将自己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岳麓书院是我后半生的重要工作领地，直到六十五岁退休，历时二十余年。这二十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工作经历，我亲身经历了书院如何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如何在学术上发展壮大和繁荣昌盛。

一、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的策划与成立

在岳麓书院工作，可谓是白手起家。新中国建国之后，岳麓书院这位千年历史老人，几乎被人遗弃，除子弟学校在此设置以外，享誉千年的学术殿堂变成了湖大家属大杂院，住满了二十余家，烟熏火烤，污迹斑斑，墙体剥落，四处冒烟，这位历史老人，肢体残破不堪，惨不忍睹。文化大革命中，武斗烽起，河西抗暴指挥部进驻（湘江之西的造反派武斗指挥部），书院刀械林立，成武斗的指挥所，学术气息无存，充满着血腥的杀气。千年书院已病入膏肓，如不抢救，真是要成历史残灰。有心人，无不为此而叹息，似乎听到了这位千年历史老人在哭泣，似乎向人诉泣，他虽重病，仍可救药，要求后人不要从此遗弃她。

历史终究有情，历史不会被后人遗忘。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因为我们有昨天；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因为我们有历史”。后人所作的一切，都是以历史为起点的。一九七六年，苦受文革动乱煎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赤土神州迎来了和煦的春风，千年历史老人走上了归来之路。中国历史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在老校长朱凡主持下，开始了岳麓书院的修复。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修复，这是一项光耀历史和惠及后来者的工程，备受政界和学界的关注。以湖南省政协主席程星龄领衔，还有十余位政协常委联名上书胡耀邦总书记，学界则以学术泰斗北大教授张岱年为代表的六十多位学者联袂发出了重光岳麓书院和发展湖大文科的呼吁。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岳麓书院历史开始了新篇，展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一九八四年以前我虽未参加书院开始的修复工作，但对书院的修复很关注，书院的一些重要活动，我都应邀参加。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岳麓书院修复四十二号文件下达，文件规定非法占据书院的岳麓公园搬出，指出书院修复要纳入湖南大学发展规划，体现千年学府的特点。经过三年的修复，书院已部分得到修复，书院局部开放，供游人游历参观。与此同时，以岳麓书院为基地推进湖大文科发展的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一九八四年，在副校长谢彦玮的领导下，接续岳麓书院千年文脉的筹备正式开始。而我则非常的荣幸，有幸成为这项策划和筹备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成为千年学府重光的见证者。

一九八四年三月，谢校长几次亲临我家，向我咨询学校拟重建书院千年学脉、为今后文科发展奠定基础的意见和建议。我为谢校长的诚心和敬业所打动。太史公司马迁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谢校长对我一个很普通的教师如此厚待和推崇，我当时第一感觉谢校长已把我当知已对待。自古以来，凡有良心的读书人总不会轻慢自己的知已，相反的却像诸葛亮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不才，一定不辜负谢校长的信任。我经过反复的思考，建议学校首先在岳麓书院设立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并拟定了详细的策划报告。

四月十一日，这是值得岳麓书院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在没有任何装饰的教学斋开头靠北的一间房子里，坐着副校长谢彦玮，党委副书记刘久成，还有杨慎初、陈海波和书院修复办刘孟甫等同志。谢校长宣布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成立，下设书院研究室、理学研究室、古建筑研究室、资料室，研究所与修复办合署办公。接着刘久成书记宣布研究所负责人任命名单，杨慎初为研究所所长，主管书院修复，我和陈海波为副所长，我分管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一九八八年任所长）。从这天起，岳麓书院千年文脉得以传承和延续，我也从人文系调离，回归到我多年梦想的学术研究岗位，开启了影响半后生工作的重要经历。

二、书院工作开创的日子

随着书院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我由一名单纯的普通教师变成了教师与行政工作双肩挑。书院文化研究所的工作完全是一个新的事业，毫无基础，开创时遇到了工作上三大压力。一是书院研究人才奇缺，受过大学专业训练只有三人，其中两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另一位是大学攻考古专业，专业不对口，如何开展研究工作，队伍建设成为关键。二是经费来源无着落，学校没有开办的经费，经费只能从修复经费中支出，但书院的修复经费，国家并未正式立项，未列计划安排，这是一项首长工程，全靠寻求有关首长的支持，其工作难度很大。其三，接续书院千年文脉，不但要在学术上的体现，而且教育功能也期待恢复功能。这些都是我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

首先，必须在研究人员奇缺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设法开展研究工作。我为书院学术研究确定了研究方向，儒家文化（宋明理学、儒学）、湖湘文化、书院文化三个为研究方向，并分别确定了课题，分步推进。为了尽快形成研究队伍，实行开门办所，利用我与学术界的联系，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大、西北大学、湖南师大和湖南社科院，聘请一批兼职研究员。他们直接或间接给我们的研究以很大的支持。如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邱汉生和黄宣民亲自到书院为宋明理学研究班授课多日。特别湖南师大的杨金鑫、杨布生把书院看作是自己的家，招之即来，承担了书院研究的任务。研究所两个年轻人很快进入了研究的角色，担负了《岳麓书院史略》著述，计划的《岳麓书院山长考》《朱熹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名人传》的著述全面展开（不到二年均已出版）。在此学术研究上，过二年即一九八六年，岳麓书院停辍已百年的教育功能得以恢复，通过高考招收历史专业班。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书院研究所两岁生日，召开了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岳麓书院一○○六年暨湖南大学定名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云集了全国的有关学者，美国、日本、韩国的学者与会，沉寂的书院空前热烈，极大地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学界为这位千年历史老人的归来而欢腾，庆祝千年文脉的重光。

困难重重的岳麓书院修复经费（包括研究所的经办经费）也逐步得到解决。本来，书院经费不是我分管的事，但研究所的开办经费要从书院修复费支取，工作上的要求决定我不能置身其外。书院从一九八四年以后续建的御书楼、文庙、后花园的几大修复工程的经费，都是我经办的。我作为一介书生，在此经费中的筹措中得到了磨炼，丰富了我人生的阅历，也使我有成就感的快慰。御书楼的修复，是书院修复的重大工程，是恢复书院三大事业之一（教学、藏书、祭祀），与其他工程相比，其经费更大。为了寻求其经费，书院同志都煞费苦心，寻找机会。一九八五年五月的一天，寻求首长支持的机会来到了。主管湖南大学的机械工业部的何光远部长来书院视察。前一天，成文山校长指定由我向何部长讲解岳麓书院千年历史沿革，介绍书院千年在中国教育和学术上的重要地位，汇报岳麓书院今后纳入湖南大学发展规划的设想和计划。何部长是一位老同志，主管的是全国的机械工程，但他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颇钟情，一边参观，一边认真地听我讲解，不时地点头称好。特别走到忠孝廉节讲堂，好像一个求索知识的学生，聚精会神倾听讲解，他站定凝视着讲堂悬挂的乾隆、康熙皇帝的匾额，又环顾讲堂四壁上嵌入的朱熹亲笔的“忠孝廉节”的四个大字，又对著名的《岳麓书院》十八条学规，一条一条地听讲解。何部长已置身于岳麓书院千年历史中，在称赞之余，似乎对岳麓书院未来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当他参观书院陈列室以后，他终于开口了，“你们书院修复中有什么困难呢？”正在这个时刻，我向何部长汇报了修复御书楼遇到的经费困难，书院面临着停工的危险。何部长停下脚步，他向我和成文山校长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湖南省领导也同样向我提出。就在今天用早餐（何部长住省委九所）湖南省协政主席程星龄走到我的餐桌前问道，你是何光远部长吗？我说是，程主席给我介绍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修复岳麓书院的四十二号文件，提出湖大是机械工业部管辖的大学，要求机械部给予支持，省与部共同努力把书院修复好”。说到这里，他向我和成校长说道：“为了搞好机械工业部与湖南省的关系，应该支持。今天我了解了岳麓书院千年发展历史，修复书院对湖南大学的发展极有好处，经费上支持值得。”接着他向我问道，修复御书楼要多少经费，我把手中预算经费的报告呈上，何部长看过以后，连声称好。在临近教学斋的在一个会议室里，何部长作出了一百六十万元的批复（八十年代这是一个经费大数字，也是书院修复以来，首长拨的一笔最大的经费）。我记得批复上有这样一段话：“为了协调好部与湖南省的关系，经我调查，确定批复书院重建御书楼的经费请示报告”。根据何部长指示，紧接着我与修复办刘孟甫去北京找部主管基建的陆总办理，御书楼重建工程于当年七月启动。

文庙修复的经费，也是一个难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由于受西方制裁的影响，全国基建都在收紧。御书楼工程完后，与之相邻的后花园及碑亭的修复被迫停工已二年。有一天，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陪同中央李岚清同志来书院视察，恰好又是我讲解与作导游。在间隙中，我向熊书记报告了文庙修复停工二年的情况。熊书记说，现在省里财政很紧，拿不出钱，他向我交代了一个秘密，“你找我批经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每年省里的经济预算中，都留下一定数量的机动经费，以备当年的水旱灾之用，如果过了八月，湖南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笔经费可以挪作机动用，那时你找我，肯定有希望的。”书记这个秘密记在我心中，盼望湖南风调雨顺，不出灾害。大概苍天不负有心人，那年湖南平安，没有出现任何灾难。这是我找熊书记的好机会。但要见熊书记不容易，我想到了当年农村社教时老领导政府秘书长薄贵先牵线。一天晚上，修复办刘孟甫随同我去薄秘书长家，我把熊书记对我说的一番话告诉了薄秘书长。他当即拔通了熊书记的电话，熊书记电话明确表示，他以前向书院讲过这样的话，今年要支持他们。薄秘书长当时写了一个条子给掌管财政的杨汇泉副省长。并说杨省长在家，随同我的刘孟甫当即到杨省长家。那天天气很热，杨省长穿背心和短裤接待了我们，当即批三十万经费，后花园及碑亭的经费总算解决。

当时修复计划唯一未完工的是文庙，这是我为书院修复最后一次筹款。考虑到书院已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向国家文化局申请经费似乎顺理成章，但几次呈报都未果。这时想到我们书院的顾问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邓老主动地作书院顾问），他对书院很关心，三次赠图书于书院（御书楼已列有邓立群书屋）。一九九三年四月，在章启辉陪同下，我去北京，经与邓老的秘书联系，进京的第二个晚上，邓老在书房兼客厅接待我们。邓老已过花甲之年，精神矍铄，谈吐自由，和蔼可亲地交谈，从湖南家乡到书院，几乎无话不谈。我与启辉不感到拘束，也不感到紧张，很轻松地同邓老聊谈起来。邓老特别关心年轻同志成长，他特意嘱托启辉说：“钱是身外之物，生活固然需要钱，但不可刻意去追求。”说到这里，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取下他刚刚出版篆刻二部书赠给我们留念。当我提到文庙修复困难时，邓老神情凝重地说：“我接到你们报告后，我向国家文物局打了招呼，千年学府全国仅有，国家应以支持，为什么未落实呢？”邓老面孔似有愠色，他抬高爽门说：“你们放心，我一定要文物局尽早拨下经费”（事后才知道国家文物局长曾是邓老的秘书）。一个月以后，经费下达，文庙修复工程于一九九四年底完成，原计划的书院修复工程至此结束（后来续修工程是未列入当年计划之内）。

在书院修复中，我清楚地记得，不仅受经费的困扰，而且在岳麓公园搬离书院也遇到了很大阻力。岳麓公园一九五六年成立，与湖大毫无关系，公园在山腰上几间平房内办公，虽说是公园，但参观的人极少，管理处只有几个人。文化大革命中，河西造反派成立了所谓抗暴指挥部（实际上是武斗指挥部），在湖大工作瘫痪之时，趁机进驻岳麓书院教书斋。文革晚期，武斗指挥部解散，其中在此指挥部工作的几个岳麓公园的人，未经湖大认可，乘机把公园搬进书院，占据教学斋两厢的房子。随着一九八一年书院修复的展开，居住在书院的湖大的家属全部撤出，岳麓公园赖着不搬迁。他们置省委四十二号文件而不顾，放言攻击当时管文教的省委书记焦林义，公园一个姓潘的书记很专横，据说任何人的话都不听，他拒搬迁的理由是，长沙市未安排公园的办公用房。为此，我们主动多次与长沙市主管公园的城管局联系，但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眼睁睁看到修复工程受阻，在万般无奈的条件下，我们在公园占据的教学斋正式搭上脚手架，表示即将动工，期待公园有令人满意的反映，但一个月过去了，公园若无其事，不予置理。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别的路可走，面对无理取闹公园领导，只有来硬的，况且已搭好脚手架，强制拆除并不是难事。但我担心研究所其他负责人有顾虑，不敢执行。所以我的想法只与修复办刘孟甫沟通。他同意我的意见，我把考虑强行拆除的时间和办法通了气。一是拆除时间定在中午，公园下班时间进行；二是拆除是把屋上的瓦全部拆卸，使之无法办公；三是公园负责人的办公房不但要屋瓦全部卸下，而且把屋梁也全部拆下，来一个底朝天；四是基于刘孟甫是修复办的负责人，公园工作人员认识他，此项拆除由我现场指挥。刘孟甫表示首肯。我找到修复工程的施工员戢秋满，把以上的规定详细交代，要求拆除的当天，工人早下班吃午饭，等公园下班就动手，到上班时拆除停止，以免发生冲突，造成伤害。戢秋满严格地按照执行了。拆除的中午，我在书院的二门指挥。二个小时不到，教学斋屋顶全部空了，剩下的只是脚手架。公园上班的人员大吃一惊，原办公的住所已底朝天，不能住人，骂的骂，喊的喊，乱成一团，但屋上没人，找不到发泄，有一个姓林的岳麓区人大代表带头，把修复好的院办公室的门窗打坏，而且架设楼梯把已精心修复好的大门建筑进行破坏，成了破坏文物的行为，与此同时，这位所谓区人大代表到二门揪着我，我说搞错了人，他不认识我也只好放手了。公园有几个人带着军犬闯进刘孟甫的宿舍，老刘已预先作了准备，他在学校基建办公室。有名的岳麓书院强行驱赶岳麓公园非法占有的行为就这样发生了。岳麓公园终于被逼迫搬出了书院。书院同志精神为之兴奋，纷纷议论说“陈所长平时温文尔雅，有老夫子气，想不到他也有硬的一手。”

三、书院文化研究所大发展的日子

经过十余年精心修复，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以崭新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书院已向社会全面开放，进入到它的大的发展时期，无论在学术研究或是开放管理方面，进入到发展的新阶段。曾淡出世外的学术殿堂，重现它的异彩，井喷式的出现一批学术界有影响的学术战果：《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德育思想研究》、《儒家伦理哲学》等等，颇受学界关注，有的被誉为精品之作，有的被《中国哲学年鉴》和《国家年鉴》作为重要学术成果收录与推介，有的如《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史资料》（上、中、下册），填补了书院史研究的空白。岳麓书院成为学界公认的书院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在理学研究上也相继出版了《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湖湘学派源流》、《宋明理学通论》等，处于全国理学研究的前沿，并且也成湖湘文化研究重要中心。书院撰著的《中华文化通志》中的《教化典》之《社会理想志》和《智育志》，连同《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书院资料史》一道，推销美国、韩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这是我校学术著作第一次走向海外。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出版著作三十多部，论文达到百余篇，千年老人迈开了历史的大步，跨进了我国文化的复兴时代，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与此同时，在教育功能的重建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九九○年，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授予硕士学位点，接着书院开展了研究生的培养，并第一次开始我校招收留学生。

在书院管理上也取到了进展，随着书院向社会全面开放，海内外的参观与游览者纷至沓来，隐身世外的历史老人，正以新的面孔迎接世人。岳麓书院作为千年罕见的高等学府，名声享誉海内外，目睹这个历史巨人，参观者引以为快。书院的管理也走上新台阶，千千万万的游人都感叹这是斯文圣地，也感叹这是一片净土乐地。书院的开放，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以前书院经济拮据的时代结束了，祖宗留下的金饭碗，再也不使我们经济发愁了，书院小的修复，临时工的开支，学术研究的费用都有可靠而稳定的门票收入来源。种种事实表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书院已进入到一个大的发展时期。

随着书院全面开放，在书院的行政管理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严格按照国家文物法管理书院，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书院文化研究所是学校特殊机构，既是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学校领导和安排，另外，它又是国家文物局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如同矿藏一样，系国家所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可任意占有。湖大是国家委托管理岳麓书院重点文物，必须在文物管理上接受国家文物局的业务指导，必须执行国家的文物法令。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即是代表学校和文物部门具体管理单位，隶属双重的领导。学校原初领导都认真执行中共省委的四十二号文件精神，对书院文化研究双重职责一直明确。但后来的领导，他们不把书院研究所作文物单位看待，也从来不过问国家文物法的执行与贯彻，只把研究所作为学术研究结构。由此，产生了书院工作围绕是否贯彻国家文物法问题与校领导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但最后，学校还是同意按照国家的文物法执行，门票还是按照我原来与熊祝华副校长商定的原则和方法办理。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学校为了腾出办公楼作教学楼，决定校行政和党委机关搬进岳麓书院文庙，命我作好准备。我听后感到十分惊愕，文庙是千年文物重点单位，这万万不可占用的，如果文庙也变成学校办公楼，那么岳麓书院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岂不名存实亡吗？在我的坚决反对下，学校最终收回了成命。维护国家法令法纪的尊严，这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不容易，如何把个人权力自觉地纳入国家和政府的法律轨道，这是工作中的最大考验。

书院从文物修复到重回学术重地，这期间的经历的苦与乐，只有经历者才能真正的体会得到。能与书院结缘，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华章。我在岳麓书院度过的后半生，是我人生中最具有意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