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他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对书院影响最大的举措就是将《朱子书院教条》颁于书院，以贯彻他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思想，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对岳麓书院的教学，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所谓学规就是书院所定的规矩章法，用以规范约束生徒。学规一般规定了书院教育总的方针、培养目标、修身治学准则，以及日常作息生活规则等。《朱子书院教条》原名《白鹿洞书院揭示》，也有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受命担任南康军主官，他冲破各种阻力，依靠地方力量，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将白鹿洞书院初步修复。朱熹率领军、县官员同书院师生一起，祭祀先圣先贤，举行了开院典礼，并讲授《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之间，作为院中诸君共同遵守的学规，人们称之为《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朱熹为了培养人才而制定的教育方针和学生守则。它集儒家经典语句而成，便于记诵。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自觉遵守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其目的是规范和约束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劝善规过，提升品位，是书院制度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南宋理学家们对书院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到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视察太学时，亲笔手书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并颁行天下学校。其后，或摹写、或刻石、或模仿，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于是，一院之“教条”，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而随着中国书院制度之推广，它又东传朝鲜、日本，不仅当年奉为学规，至今尚有高校将其作为校训，可见其影响既深且远。日本学者中江藤树在1648年将自己创办的私塾正式更名为书院，这是日本第一个冠以书院名称的私立教育机构。书院制定的条规几乎全盘照录《白鹿洞书院教条》。藤树书院成为当时日本最为优秀的一所私立书院。日本历史上，朱子学曾被定为国学，凡是讲授朱子学的学校都把《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准则并在讲堂悬挂。1853年创办的兴让馆不仅悬挂，而且每天早晨上课前师生齐诵《白鹿洞书院教条》。明治维新后，兴让馆成为有学生千名的私立高等学校，仍坚持在晨礼时齐诵《白鹿洞书院教条》。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和校友会等各种纪念活动中，也是先齐诵《白鹿洞书院教条》，再开始其他活动。

清康熙、乾隆时期是长沙岳麓书院的鼎盛时期。李文炤、王文清是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山长之一。他们先后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在建设书舍、完备规制、规范祀事、管理学田和经费等诸方面都多有贡献，而最大的功绩应是他们扬弃朱子岳麓教条，制定颁行了新的《岳麓书院学规》。他们冲破顺治帝“卧碑”强制性条文的牢笼，其中“勿妄行辨难”的教条已被新学规提倡诸生“共相切磋”、师生“端坐辨难”、“反复推详”、“共相质证”所取代。这对于岳麓辨难求真学风的弘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反映出康熙、乾隆时期岳麓书院已开始挣脱专制束缚，而按其自身规律发展。

李文炤，善化（长沙）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任岳麓书院山长。上任岳麓书院山长所办的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学规的制定。岳麓书院虽早已有《朱子教条》行于世，但时过境迁，很多内容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状况，而需要加以充实和发展。李文炤把修订学规当作被委任为山长的应尽之责。他平时“注重于立身、敦品、养性，治业则注重于博学、审向、慎思、明辨、力行”。他的学规也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李氏学规共有8条，其要点是：(l)既以读书为业应当惟日不足，以竞分寸之阴，不可作无益有害之事，意见不合，应共相切磋；(2)朋友攸摄，摄以威仪，不敬则不能和，同群之中，不应隙之相生；(3)对圣贤之言，宜端生辨难，有不明之处，反复推详；(4)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小学论一篇，倘或未当，即携卷相商，以求至是；(5)《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倘有疑处，即与之相商，其程朱语录、文集，可自为诵习；(6)今之举业，各有专经，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而应互相质证；(7)学者欲通世务，看史以《纲目》为断，作文宜取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熟读，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论诗专以少陵为则，而后可及于诸家；(8)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李氏学规与《朱子教条》相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具有很强的经验性、适用性和针对性。学规规定的条文都是针对生徒学习中所存在的问题，道理说得不多，但十分具体，易为生徒理解和接受。学规将学生如何爱惜时光和如何保证学习专心列为首条。认为“剧钱群饮，猜令挥拳，牵引朋淫，暗工刀笔”等是影响生徒专时专心的恶习，“亦皆禁止”。这并不是他的凭空虚构，而是他深入考察生徒的生活后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只有排除这些恶习，学习才有可能做到精力和时间的集中。这无疑是很有针对性的。学规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学习方法进行了总结，以极精炼而又生动的语言加以概括，训导生徒。如“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通。夫既对圣贤之言，则不敢亵慢，务宜各强冠束带，端坐辨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辨。或炤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蓄疑于胸中也”。又如在学规中规定了课程的设置和安排，规定了生徒所必须学习的儒家经典。但却指出“六经”要读，但不可以此为足，“亦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学者欲通世务”，除读经外，还“必须看史”。这都表明，学规的着重点始终强调启发生徒在学习上的主动精神，劝导生徒“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并强调把这种主动精神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中。学规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把“行”看得比“知”更重要，并不是抽象地看问题，而是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尚空谈、轻实践的学风提出的批评。总之，在整个学规中，不是单纯地限制生徒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更没有用死板的条文消极地制约生徒的行为，而是联系生徒的实际，力求启发生徒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是所有书院学规中字数最少的学规，较李文炤学规更为精炼、简明易记。王文清，宁乡县人，分别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两度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全文18条，每条6字，采用六字排比句，总共只有108字。全文如下：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项；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王氏学规是清代书院教育水平的集中体现。前九条旨在“育人”，加强生徒的道德行为修养，从吃、穿、住、行等方面劝诫生徒应尊重师长、团结同学、举止端正、勤俭朴素。注重生徒的道德品格教育，本是岳麓书院的传统，在以前的学规中也有体现。但把德育的要求概括得如此形象，如此通俗易懂，却在原学规中不多见。后九条旨在“治学”：第一条总言不可闲谈废时。接着四条讲读书内容，“经书”即儒家经典书籍，“纲目”即浩繁的历史典籍，“时务”即社会时事，“物理”即社会、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说，既要通读儒家经典和史册诗赋，又要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匡时济世。后四条讲怎样读书。这些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的条文，同样也很有特色，不仅具体，而且贴近生活。以传统美德作为书院教育的宗旨，又要求以儒家道德规范来塑造生徒的品格，进行道德修养，这是王氏学规的最大特点。文字不多而寓意深刻，文笔通俗而富含哲理，生徒易读易记，也易接受，因而受到生徒的拥护和自觉遵守。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其受业弟子出资将学规勒石，至今犹存在岳麓书院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