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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天文学不是伪科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不是伪科学

童调生

  中国古代天文学曾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数学、医药学、农学一道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科学。不过在近年的科学史研究中,却流行着一种简单否定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风气。比如有学者说,中国古代天学(即天文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出自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的人,但在古代中国迄今尚未发现,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这种情形的证据。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为皇权政治服务的,是政治占星术,而不是科学。

  无独有偶,这种认识在国外学者中也曾经颇有市场。例如,法国学者马伯乐认为,中国天文学的历史很短,直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天文学还没有产生。还有外国学者说:“中国历史虽然长,但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也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从来不晓得把自己提高到最低水平科学推理的民族……他们是迷信或占星术实践的奴隶……中国人并不用对自然现象兴致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布的天穹,以便彻底了解它的规律和原因,而是把他们那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用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这是一种野蛮习俗的悲惨后果。”

  对以上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中外历史上的天文学都曾经与哲学、宗教和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天文学。如果忽视这一点,过分夸大中国古人理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学服务时政的功能,而将古代天文学简单贬斥为“伪科学”,显然是不周全的。

  科学和伪科学需理性界定

  关于什么是科学,有很多定义。但判定科学的唯一标准应是它是否反映客观规律,而不是科学家的信仰、科学的用途及服务对象等因素。“伪科学”论者喜欢拿西方的例子作比较,那我们就看看西方历史上科学家的情况。

  众所周知,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很多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都强调为上帝服务。如哥白尼为认识“神的智慧”而潜心研究宇宙星体运动的规律,提出宇宙以太阳为中心是出于造物主的“神意”。布鲁诺既是僧侣又是神学博士,他将“日心说”解释为神性的象形文字。牛顿认为自己负有重要的神学使命,“要证明神的造物之功”,将宇宙的原动力归结为上帝的作用。这些例子足以表明,西方天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人类科学知识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同样,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官员曾为当时的皇权服务,就否定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科学性或科学价值,故而“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为皇权政治服务的就不是科学”这一结论,显然也难以成立。换言之,无论科学家信仰什么宗教,为谁服务,只要他们仍然是在探索自然,而且符合自然规律,就不能否定其工作与成果的科学性。

  还有学者试图从理性与非理性区分的角度论证中国古代天文学非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分为“理性科学”和“博物科学”,中国古代只有博物科学而无理性科学。事实上,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需要理性,李时珍研究医药的疗效也需要理性;数理天文学“独特的推算方法”需要理性,天文观测的推断也需要理性。要之,包括数理科学、博物科学、实验科学及工艺技术在内的任何科学都需要理性,并不存在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科学”。可见,从“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天空博物学”的前提出发,也不能得出它不是科学这一结论。

  “梨树”如何结出“苹果”

  “伪科学”论者试图将中国古代“理性科学”匮乏的原因归咎于社会生产方式:“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没有产生理性科学的基因。只有海洋国家才有产生理性科学的基因,就好比梨树上结不出苹果。”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不妨看一看“梨树”上是怎样结出“苹果”的。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是科学产生、发展的基础和充要条件。其实,中国古代并不是单纯的农耕经济,也不是单纯的农耕社会。即使在农耕活动中,同样可以产生发达的古代科学。想必没人否认,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千年来就被成功地用于农业生产,迄今仍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农耕活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天文学,就没有辉煌的中国农耕文明,也就很难产生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是航海,中国古代天文学与航海不无紧密关系。古代中国不是海洋国家,但航海传统仍可谓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就已发明具有指向功能的“司南”。15世纪以前,中国的远洋航海和天文学领先于许多海洋国家,在这方面就连古希腊也望尘莫及。《吕氏春秋·听言篇》云:“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由此似可推论,先秦时期的人们已可在海上航行“期年”!另据南海考古报道,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宋朝。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远洋航海历史之久、规模之大、海域之广、里程之长,是许多海洋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如此伟大的创举,如果没有丰富的天文航海知识和发达的科技手段作为支撑,无疑是不可想象的。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出土过玉石制作的天文航海仪器“璇玑”,相当于近代广泛使用的天文航海仪器六分仪。据《汉书·艺文志》载,西汉时的导航占星书籍已有《海中星占验》等136卷。凡此种种,都是当时天文学发达的有力证据。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天文观测记录也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系统、最完整的资料。《诗经》中记载了公元前776年的日食。《汉书·五行志》所书公元前28年发现的太阳黑子,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春秋》记载了公元前613年出现的彗星,是世界上最早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哈雷在1682年发现该彗星时,我国已二十多次观察到这个彗星,并且都有准确记载。

  在天文观测和代数学基础上,中国古人建立了独特的数理天文学理论,其中包括日月星辰运行、节气变化规律、日月食预报、独特的计算方法和精确的计算数据等。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推算的一个朔望月与现代测值相比误差为十万分之一。祖冲之推算的一个回归年与现代测值相比误差为53秒。对于中国天文学取得的这些成就,不知坚持“梨树上结不出苹果”说的学者如何解释?

  继承传统科学优秀成果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迄今已历时百年之久。这种争论的缘起,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我们知道,20世纪初的不少有识之士为改造旧中国而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并将中国古代设为批判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遂提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这方面的代表,至少有任鸿隽的《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冯友兰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以及竺可桢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等文章。应该说,这些观点体现了当时的进步学者(尤其是自然科学家)试图与中国旧文化彻底决裂并对之加以批判的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唤醒民众的作用。

  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科学研究水平的空前提升,我们对传统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成就)的认识也应更加全面和客观。这项工作,不仅牵扯到能否还历史以真实面目,更涉及民族自信心问题。如果科学史的真相茫昧不明甚至虚假扭曲,就很可能导致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如果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的土壤,那么怎样解释其中闪耀的科学思想光辉?

  20世纪前半期的学者为解决这个“匪夷所思”的“难题”,甚至将其源头追溯至其他国家。比如梁启超、胡怀琛就曾推论《墨经》中的逻辑学源于印度的“因明”思想,方授楚甚至断言:“印度科学之发达,自有其相当之原因。古中国则何如哉?中国古代生活简单,工艺制造甚为拙陋,无可讳言也。墨子以前,既未有科学,墨子自身亦无所需要,忽然发明,殊非事理所宜有,故疑其来自印度也。”这种对古代科学的怀疑,无疑是极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值得今人认真反思。

  时至今日,我们的科学创新在努力汲取西方成就的同时,是继续诋毁和否认中国传统科学的智慧,还是承认和继承发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讨论至此,我想对于这个长期以来困扰科学史界的问题,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换言之,对待历史需要实事求是的理性科学精神,对待中国古代科学的不足之处应该研究和批判,但不要在泼掉脏水的同时倒掉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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